许　莽

拉开足够的距离，远一点，再远一点，以便放下安东·布鲁克纳的一首交响曲。

考究的布鲁克纳欣赏仪式还包含更多注意事项。你需要确保至少70%的体力，否则极有可能在第一乐章尚未结束的时候就已沉沉睡去;情绪最好适中，没有挨老板的骂，没有同他人争吵，没有收到传票，也没有中彩票;谨慎制定晚餐食谱，避免过于油腻及刺激性的食物。用刚刚嘬过小龙虾的手指去取出一张布鲁克纳的唱片，此等行径，神人共愤;跟你的家人乃至邻居搞好关系，如果今晚打算听《第七交响曲》，记得事先提醒他们第二乐章进行到约摸十六七分钟时会有一声铙钹的巨响。

布鲁克纳无疑是不容易接近的，他与绝大多数人之间，隔着最好的标枪选手所能达到的射程。有时，他的作品甚至比马勒还要费解和耗神。能够完整地欣赏一首布鲁克纳的交响曲而不产生烦闷感，意味着你的欣赏品位已不局限于悦耳的旋律或某种寄情式的共鸣。他的音乐是高度抽象的产物，作曲家在写作过程中仿佛不曾投入过任何具体的感情，也不试图展现任何明确的意志。作为农民出身的教堂管风琴师和瓦格纳的忠诚教徒，布鲁克纳以其谦卑纯朴的禀性建立起一种无门无派的交响曲风格并使之成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神奇的异端，不能不说是音乐史上一大古怪事件。

嘲讽和批评与他的创作生涯如影随形，19世纪后期的欧洲音乐界对于如此“冗长而乏味”的东西毫无耐心可言——他的奥地利同胞马勒当时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这腐朽的对位法作品的不谐和音散发出的霉味朝我们的鼻子袭来，真令我们不寒而栗”，著名乐评家爱德华·汉斯立克就是布鲁克纳的坚定敌对者，我们的老实人差点毁于这些歹毒而刻薄的评论。事实上已经几乎毁掉了，如果不是因为得到若干年后那个重要的奥地利裔德国人(你懂的)力挺的话。

从1950年代开始，演出或录制布鲁克纳交响曲成为指挥大师们不可或缺的功课。今天，即便是对布鲁克纳尚无法产生太多热情的我们国家，在资深乐迷集中的一些小圈子里，布鲁克纳也常常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不过，离开这些小圈子，布鲁克纳就没什么吸引力了。有些擅耍小聪明的古典音乐门外汉会在社交场合用布鲁克纳来穿针引线——不经意地提一提布鲁克纳的名字，要比系统地谈论贝多芬或莫扎特还容易出效果，更不用说“中国好声音”了。警惕这样的家伙，呵呵，五分钟之后有60%的几率他会谈到马塞尔·普鲁斯特。反正没几个人真正读过。

没有人能第一次听布鲁克纳就爱上这音乐。它缺乏线索，难寻表征。九首交响曲的每一部都是“言不及物”的典型。然而，一旦熟悉了布鲁克纳交响曲的风格和特点，比如开头部分的弦乐震颤音，比如不断循环反复的主题，比如罕见的和声，比如那些标志性的渐强式变奏，就能获得某种奇妙的指引。布鲁克纳在云端向我们挥手，给每一个诚挚的心灵以充分的启迪。

尽管存在争议，我仍然坚信切利比达克是最伟大的布鲁克纳指挥家。他的演绎与我心目中的布鲁克纳音乐严丝合缝：庄严、肃穆、宏伟、崇高。切利比达克的慢速风格使聆听者精神升华的过程拉伸得更加漫长，却也由此凸显了布鲁克纳作品中特有的宽广气息和仿佛永恒不灭的信仰。1990年指挥家率慕尼黑爱乐乐团在东京三得利大厅现场演出的《第八交响曲》留下了一个神话，有亲历者曾将那个夜晚形容为“永生难忘”。即使无缘接触这个录音，切利比达克为EMI公司录制的第三至第九交响曲的套装也足以让人领略大师在布鲁克纳音乐上的非凡成就，同时，这些录音也告诉世人慕尼黑爱乐的实力是多么雄厚。

君特·旺德晚年指挥柏林爱乐的《第八交响曲》同样震撼人心，在此之前，大师率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以及北德广播交响乐团也都分别录制了广受赞誉的布鲁克纳交响曲，其不露声色的内敛风格一以贯之。另一位布鲁克纳权威尤金·约胡姆录过两次全集，他似乎更倾向于一种直接的表达，在我看来，这导致了对一些细节的处理稍显粗疏。卡拉扬1988年指挥维也纳爱乐的　《第八交响曲》当然是所有布鲁克纳乐迷必备的唱片，但正如他的“天鹅之歌”——维也纳爱乐版《第七交响曲》，美则美矣，雕琢感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

《第七交响曲》总是能够轻易地将我带离那些俗世纷扰，唤起我发自内心的虔敬。我相信布鲁克纳在创作前两个乐章的时候一定是受到了神明的照拂，否则，无以解释这不可思议的乐思究竟从何而来。这首交响曲的最佳版本也是从无定论的，除了上述几位大师，卡尔·伯姆指挥维也纳爱乐的DG录音有一种不偏不倚的中正气质，与他在DECCA的《第四交响曲》一样，都非常经得起品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低调的老一辈指挥家都曾奉献过极为精彩的布鲁克纳交响曲录音，比如现年87岁的布隆姆斯泰特和91岁的斯克洛瓦切夫斯基(Skrowaczewski)，前者的几个日本现场令人叹为观止，后者2012年指挥伦敦爱乐乐团的　《第七交响曲》则为我的版本排序制造了新的麻烦。

布鲁克纳注定只会与少数人有缘，他不可能被这个时代所理解和热爱。社交媒体上那些生龙活虎的精神垃圾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