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年幼时，父辈们在聊谈过去抗大期间和往后的战争岁月时，中国大哲学家艾思奇先生的一本《大众哲学》一夜之间不知影响了多少年轻人并促使他们转变思想投身革命事业的事例让我终身不能忘怀；还记得，众多乐迷在1994年11 月24日祖宾·梅塔携以色列爱乐乐团和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在福州路上海市府大礼堂举行的音乐会，对人们的音乐欣赏情趣和人生道路所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更记得1987年，我的忘年交当代作曲家和配器名家马友道先生这样对我说：“只要听听柏林爱乐乐团的对音，就足以让你享受的了。”

 多少年来，无数的音乐家和爱乐者以能一睹、一听柏林爱乐乐团的绝美佳音作为自己终身最高音乐艺术享受的追求。而指挥家陈燮阳先生、小提琴家潘寅林先生更是说：“听了柏林爱乐的演奏，足以让我们享受一辈子，也够我们永远地潜心琢磨研究。”钢琴名家李民铎教授在现场观赏了西蒙·拉特尔爵士2005年11月10日上午给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乐团排练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 后说，一个音符、一个小节的指点，只消20分钟工夫，就将乐团练成了具有十足“洋味”而精神十足的乐团，可见拉特尔爵士超乎寻常的手下功夫、肢体语言和恰到好处的训练方法。当然，2个多小时排练后，拉特爵士还是郑重建议学生们，除演奏音乐外，应更多地静下心来多读各类书，以提高综合修养。的确，柏林爱乐2005年亚洲巡演在北京、上海两地所掀起的惊涛骇浪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而对于柏林爱乐这一我心目中真正伟大的乐团能在一百多年的长久历史中始终盛而不衰的奥秘一直是我心头想解开的谜。机会终于有了，在我国杰出的旅德圆号演奏家韩小明教授等友人的热心帮助下，我得以有多个时段和西蒙·拉特尔爵士以及乐团的众多艺术家相会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同饮共餐在“鹿港小镇”酒馆、同挨并乘磁悬浮列车、依恋不舍地分别于浦东国际机场。因为如此近距离的交流实在是裨益颇大，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当我请西蒙·拉特尔爵士在乐迷刘蔚先生编著的《20世纪指挥大师》一书上签名时，此书的封面所用照片恰恰是西蒙·拉特尔爵士，大师顿感异常兴奋，略加沉思，向我提出他想带一本回去，我借机向他介绍编著者是上海的一位资深音乐爱好者，平日里还写大量的乐评、书评。一旁的韩小明教授也请我在大师离开上海前帮助办好此事。回到家时，已是11日凌晨1点， 我拨通了作者刘蔚的电话，没有半点寒暄，直奔主题，可遗憾的是编著者自己仅有的一本已被“翻烂”了，拿不出手。次日，联络多人遍寻上海各有关书店，均告早已售罄。唯一的办法乃再找该书的相关编辑樊愉先生。“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樊先生的鼎力相助下，终于“挖出”了库存里仅有的一本，当12日指挥大师离开上海3小时前终于得到了这本来之不易的书时，激动之情难以描述。我面告拉特尔爵士：“大师，请您将中国爱乐者的鉴赏水准、热情和富有水平的掌声、对众多指挥名家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上海的美好记忆统统带回德国。”大师也真诚地表示，此书将会出现在他的柏林爱乐乐团的办公桌上。由此，《20世纪指挥大师》一书盛载着中国音乐爱好者的友好情感途经香港、台湾、东京亚洲巡演的最后三地最终抵达西蒙·拉特尔爵士所在的柏林爱乐乐团。

 当我问询为何柏林爱乐乐团演奏时出来的声音要比指挥显得略微微慢点的理由时，拉特尔爵士和乐团长笛首席帕胡德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这个是乐团的传统，如此处理有利于声音的完美和厚实。帕胡德还说，当初他第一年刚入团的时候，起先也不习惯，约摸过了一年， 他才完全适应了乐团独特的风格和声音。

 在和乐团首席小提琴家“大胡子”丹尼尔·斯塔布拉瓦（Dani e l St abr awa，来自波兰卡考）交谈时，我们深情回忆起了1981年我国前辈一代指挥大师黄贻钧先生应指挥巨匠卡拉扬先生之邀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故事；谈起了2004年6月20日陈燮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在柏林爱乐大厅举行音乐会的情景，虽然他还并不清楚那年我们乐团去他们大本营举行音乐会的事，但分明他对上海交响乐团是有些了解的。他不仅细细探问了东方艺术中心从乐迷呼吁到建成的历史故事，还知道上海大剧院这一独特造型的建筑，并关心地问起了上海爱乐者的情况。我向他概括介绍了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成立20年来的背景和发展状况、平时的活动以及出版《爱乐者》报的情况，当然还介绍了那年9月刚出版的《交响情怀<爱乐者>创刊20周年文选》一书，这位艺术家翘起了大拇指，对中国爱乐者有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如此高的鉴赏水准和社会活动能量深表佩服。

 而一见到低音提琴首席克劳斯·斯托尔教授（Prof .Kl aus Stol l，德国著名低音提琴演奏家，1965年进入柏林爱乐乐团，现已退休），我觉得好脸熟。噢，原来我曾在珍藏的《世纪风华——柏林爱乐纪实》D V D 中看到过他，还听过他在片中的谈话声音。为此，凭我少时曾自学过的浅显的小提琴知识，我问：“你们乐团的低音提琴手全部采用‘大弓’（ 即德国弓法，而不是法国的‘小弓’）道理究竟何在？”斯托尔教授说除了传统外，很重要的是这样的力度更大，出来的声音更为饱满、扎实也更符合乐团的传统。而谈及10月28日在东方音乐厅刚举行过独奏音乐会的旅欧大提琴艺术家王健时，斯托尔教授说：王健的演奏更多的是从内心深处流淌出来，因此更有动人之感，这与1999年11月16日指挥名家夏尔·迪图瓦率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在上海大剧院演奏陈其钢大提琴和乐队作品《逝去的时光》后，乐团首席吕克·埃瑞先生和迪图瓦的观点都同出一辙，有异曲同工之妙。

 斯托尔教授先生还详细问了歌剧在上海的演出状况，我将上海大剧院自1997年落成开幕后从中意合作的《阿伊达》等讲起发展的情形，他感到歌剧在中国有如此众多的爱好者并对我们大力培养观众的做法深表高兴。他建议我今后一定要择机去柏林爱乐大厅听他们乐团的音乐会，我慨然允诺，这自然是我的梦想和期待。虽然2004年3月我曾因私差去过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伦堡，已能多少感受到浓烈的德国文化艺术气氛。斯托尔教授还告诉说，2006年2月他们的一个十二人弦乐团“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组合来上海演出，届时我们又能再度相会了。

 而当拉特尔爵士和其他几位演奏家得知2005年12月1日、2日马里斯·扬松斯将在上海音乐厅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举行交响音乐会时，他们都翘起了大拇指，大为赞赏扬松斯卓越的指挥艺术，拉特尔还说他和扬松斯是很好的朋友。我还听说，扬松斯与柏林爱乐乐团前任音乐总监阿巴多两人之间，阿巴多所具的优点扬松斯都有，而阿巴多所没有的，扬松斯更有。这次他们让我告知广大乐迷，大家要好好地欣赏当代指挥大师扬松斯在上海音乐厅的音乐会，那就让我们期待有“库贝利克重现”美誉的扬松斯吧。

 在去龙阳路磁悬浮列车站的大巴士上，我发现更多的艺术家是在静静地各自看着自己携带的书籍。我了解到，艺术家除了自己乐团正常的音乐会外，余下来的时间不是读书、阅谱研究，就是购票欣赏各类演出。怪不得德国指挥名家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几度来华演出时，随身总带着《老子》、《庄子》，2003年他指挥北德广播交响乐团精湛演绎的中国名曲《北京喜讯到边寨》至今为我们听众所津津乐道。另外，旅欧多年的朋友告诉我，极力推崇郎朗的一代音乐大师巴伦伯伊姆曾问郎朗看些什么书时，郎朗无言。此后，郎朗倒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博览群书，加强自己的修养。因而在今天的欧、美乐坛，郎朗已是傲视群雄的极具人气的钢琴演奏家了，我真为之高兴不已。而今，柏林爱乐乐团的奥妙解开了，我也终于明白了柏林爱乐永葆艺术水准、绝对一流、一个十足优秀乐团的内因、外因，我似乎发现了一个伟大乐团长盛不衰的奥秘，那就是： 酷爱艺术赤诚不变，学习不懈追求不止。

 有种说法，就是进行巡演的音乐会，往往是第三地的发挥是最佳的，时差、生理疲乏等等都会多少影响艺术家的临阵状态的发挥。所以，上海听众十分的幸运，乐团没有时差的干扰，情绪也进入最佳状态，2005年在上海的演出就出奇的好，在京、沪两头跑着听的乐迷都有如此的感受。从而北京的众多圈内外人士竟而发出“在北京听了柏林爱乐还不够过瘾，要来上海再听”的感叹。在上海，在中国，柏林爱乐乐团以无与伦比的伟大演绎将“柏林爱乐之声”永远飘扬在东方音乐厅、保利剧院，并将在上海、北京的上空长久地回响，也将中国听众一流、高贵的掌声留在了柏林爱乐乐团全体艺术家和行政人员的心中。

 此前，我的一个家住温州人积聚地的中远两湾城并在上海创建印刷事业的温州年轻朋友小苏，当他看见我和西蒙·拉特尔爵士在酒馆里握手合影的照片时，不假思索发出一声惊叹：“哇，这可是世界名人呐，好厉害啊！”我深知，小苏原本对古典音乐一点概念都没有，自小就随父亲出海打鱼，小学毕业后几乎就没怎么读书，肚里的文化和音乐知识可想而知（ 前些年他曾对我说， 生意场上温州人确实“结棍”<沪语“厉害”之意>， 但读书出名的则寥寥无几）。柏林爱乐乐团的中国之行所产生的巨大辐射效应不言而喻。在近来上海文艺舞台上，我还多次看到青年二胡演奏家马晓晖亲临现场体验、欣赏各场演出，并与中外友人热烈讨论，我预见未来的中国民乐发展的光辉前景。

 柏林爱乐的中国之行确实给我们好好地上了一课，我自然联想到了我们中国的乐团。现已年逾九旬的大指挥家陈传熙先生曾于1990年对我这样说：“我们现在的乐团还处于‘ 描红’阶段，能描得像已经很不错了，暂且不要提其他的口号了。”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我们乐团现今的演奏水准。是啊，在与柏林爱乐艺术家交流时，他们都没能告诉我乐团100多年来到底举行过多少场次的演出，也没有不切实际的骄傲自大，而是以自己严谨、实干的精神和行动将乐团锻造成一个不朽的伟大乐团。

 曾有人这样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虽然金钱不完全等同于艺术价值，但货币价值背后隐藏着的却与艺术价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倘若有朝一日，我们上海民族乐团也能获得如同柏林爱乐乐团同样的演出价格在世界各地巡演，亚洲最具历史感的百年老团上海交响乐团也能有类似的市场价格走红世界，我们可爱的上海真正能以物有所值的“亮丽名片”在全球闪耀，那该有多好啊！

 我们该做什么，我期待着。也许这值得我们大家思考和行动，我们肩上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眼前，我又浮现出更多的马晓晖、更多的温州朋友小苏在欣赏、在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