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场合下，巴伦波伊姆是自由启蒙的典范。他在魏玛创建了一支由年轻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组成的乐团，并勇敢地在战乱频繁的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和勃采特（Birzeit）举办音乐会。他甚至和住在纽约的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一起出了一本对话录，并称萨义德为“我最亲密的朋友”。

在耶路撒冷，他宣布不欢迎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沙龙来听音乐会。以色列右翼因为违反宵禁而叫嚣着要逮捕他，餐厅里的激进分子大骂他“叛徒”（他的妻子艾琳娜尽职地用蔬菜色拉掷向挑衅者）。但当马德里政府要送给他西 班牙国籍时，巴伦波伊姆坚持要继续使用受限制的以色列护照环游世界。

在德国，他是反种族主义的象征。在美国，他成功地首演了为艾滋病患者所作的纪念交响曲，还组织过美国黑人艺术家庆典。巴伦波伊姆可以自豪地回望自己作为公共人物的一生，但当他反省音乐成就时，结果可能离满意很远。

在音乐上，巴伦波伊姆是位孤独的领导，下降中的飞行员。他曾执棒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在美国首屈一指，却有逾600万美元的赤字。巴伦波伊姆1991从索尔蒂爵士手中接下这支名团后，失去了录音合同、广播节目，甚至关闭了教育中心，可以说飞速地从世界地图中消失。

巴伦波伊姆的柏林基地也受到了围攻。先是柏林市为了省下3000万欧元的预算，威胁要将他执棒的国立歌剧院和西边的德意志歌剧院合并，而后者的指挥是极 端民族主义者克里斯蒂安·蒂勒曼。在拜罗伊特，瓦格纳家族也决定用野心勃勃的蒂勒曼取代巴伦波伊姆。而西蒙·拉特尔入主柏林爱乐，进一步证明了巴伦波伊姆的不受待见。和爆炸头的拉特尔相比，抽雪茄、穿马甲、多语种的巴伦波伊姆显得保守、寡淡、过时。

如是比较未必公平。巴伦波伊姆也为现代化作出过贡献，他引介了伯特威斯尔、布列兹和卡特的繁难作品，在柏林舞台上重塑了布索尼的睿智歌剧。他指挥的瓦格纳总是万分感人，他的布鲁克纳极其靠谱。然而， 巴伦波伊姆的指挥棒并不像他的钢琴演奏那样不费吹灰之力便能俘获观众的心。

这失败并非他一人所有。在希特勒发动的那场大战前后5年出生的指挥 家，都面临着大量观众放弃古典乐，转而选择多元娱乐的境况。有些人，比如祖宾·梅塔或里卡多·穆蒂安于称雄一隅的格局，然而巴伦波伊姆的抱负是要将世界纳入怀中，因为他不仅是最有名的，也是最天才的音乐家。

他曾经梦想同一天中在伦敦、纽约和洛杉矶举办独奏会，这桩空洞的艺术伟业只有康科德曾经做到过。一切对巴伦波伊姆来说都太容易了。他是神童，1951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首次登台，60年代在伦敦与梅塔、阿什肯纳齐、帕尔曼、祖克曼和英国大提 琴家杰奎琳·杜普蕾相处甚欢。在卡纳比街他们是电视黄金档，并且在南岸组织了令人难忘的夏季音乐节。

巴伦波伊姆和杜普蕾的婚姻在1972年她被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症后渐渐走向悲剧性的结局。与影片《她比烟花寂寞》中杜普蕾家人的描述相反的是，巴伦波伊姆直到1987年杜普蕾去世一直照顾着她。他拒绝了来自美国的诱惑，留在巴黎管弦乐团，这样可以在放下指挥棒时回到伦敦。

他在法国备受尊重，掌管过新巴士底歌剧院。然而在剧院开张前，他竟被圣罗兰时装集团的老板皮埃尔·贝尔热（Pierre Bergé）给辞退了，原因是花费过度以及法国歌剧演出太少。巴伦波伊姆最后赢了7位数的官司，但老实说，他为巴士底剧院设计的节目单的确过于死板而繁琐，和苏黎世、维也纳没有什么不同。

巴伦波伊姆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合作充满了勇气和流畅性，但他无法像索尔蒂爵士那样主宰城市的天空。随着年 事渐长、家庭不幸，他变得利己而好斗。乐手觉得他没耐心，记者觉得他傲慢不配合。在朋友们中间，他仍是音乐聚会的灵魂人物，但有时聚会太多对音乐也并没有好处。在一场卡内基大厅的音乐会前夜，他在芝加哥夜店与演出伙伴多明戈狂欢到深夜，演出本身则乏善可陈。

巴伦波伊姆在音乐中能够达到一切，然 而有时演出的效果还不如那些能力、智性都不及他一半的音乐家。他的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全集录音是宁静致远的绝佳篇章，然而却缺乏深刻的重新诠释以 致难以与那些单声道老大师竞技。他作为一位相信交响音乐能够调和人类冲突的大无畏理想主义者，却对如何拯救交响乐于21世纪的人性冷漠毫无头绪。

巴伦波伊姆在60岁那年说过，如果他是以色列总理，他会“用指挥棒演出一首辉煌的新交响曲—— 一项庆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处的合约”。何其宏大的愿景，同时又如此不切实际。

巴伦波伊姆应该记住的是，一位音乐家应该让音乐来说话。在芝加哥和柏林的指挥事业搁浅后，他将更多的时间倾注在钢琴演奏上。但他依然受着互不相容的野心的折磨。他必须决定，他希望将来的世人铭记自己的哪一种天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