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指挥大师西蒙·拉特率“世界第一乐团”柏林爱乐乐团来到国家大剧院。这是柏林爱乐乐团6年后再次来访，之后上海大剧院的演出更在街头直播，高雅艺术终于有了与大众传播相结合的契机。

 一位朋友自称今年只有两件大事，一是结婚，二是听柏林爱乐。我也好不到哪里去，从去年年底得知消息开始，就一直将这几场演出视为未来一年里最重大的事件。其实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给这支乐团的到访加上某些特殊的意义：时隔六年的再次到来、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演、极有分量的两部第九交响曲……但最重大的意义是，他们是柏林爱乐，是许多乐迷心目中不可取代的第一名，这其实就足够了。

 也正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对音乐厅里的那些附庸风雅者、叶公好龙者嗤之以鼻，他们只不过听音乐的资历相对浅一些，本质上和乐迷没有太大差别。第二场马勒第九交响曲音乐会之后，一位在第三乐章激烈的coda乐段之后被吓得尖叫的女士成为了评论的焦点，不少人对她极尽挖苦与刻薄，其实在我看来大可不必：倘若我是在自家音响上听到了那样令人颤栗的声音，恐怕早就站起来手舞足蹈了。

 11月9日，由大提琴声部组成的“12把大提琴”率先登台。由于12人在舞台上的摆位与通常听到的大提琴位置不同，他们的声音也悄然变化，不再浑厚而集中，反而呈现出如室内乐般的精致。一首接一首优雅的小品，略显单调，但并不乏味。

 11月10日，西蒙·拉特爵士终于携柏林爱乐乐团登台。上半场，拉威尔《丑角的晨歌》的第一声就让人彻底折服。斯特凡·多尔担任独奏的细川俊夫圆号协奏曲《那时花开》给人带来了无限惊喜，两支圆号、一支小号与一支长号分居音乐厅四角，用声场将音乐厅改造成了莲花盛开的池塘，借花开表达佛教理念。

 下半场的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乐团以十分放松甚至懈怠的方式演奏。可能是因为刚刚经过长途旅行导致状态不佳，但我认为拉特要对这样的演绎担负责任。他的处理方式过于直接和简单，只注重表面的音响效果。

 但11月11日的马勒第九交响曲，则让人认识到了真正的柏林爱乐。开场前，拉特长时间等待着听众保持安静，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当拉特将指挥棒放下，观众席上的掌声反而不那么热烈，我身边有无数人正在落泪甚至失声痛哭。这样的时刻不需欢呼，只要安静地离开，就是对音乐家们最好的尊敬。因为这个乐章，我原谅他们此前的演奏中一切的不如意。

 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需要柏林爱乐?国家大剧院从2007年建成以来就一直在邀请他们，直到四年之后方才如愿。乐迷就更不用说了，尽管每年可以欣赏到诸多一线乐团的访华演出，他们却在每日期盼柏林爱乐，为什么会这样，11月11日上午，柏林爱乐举办了公开排练活动，发放了一批入场券。一位友人托我把他的入场券转给没有买到当天晚上票的年轻人，他说应该把机会留给更多人，因为听过柏林爱乐，此后的一生都会因此改变。我觉得，这就是柏林爱乐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