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戴铮铮

2020年12月5日《音乐周报》刊登了余少鹏的《“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是个伪命题》。作者通过知网和电子网络搜索，罗列了各种相关论文，来论证“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音乐课”是个伪命题。

遗憾的是，作者要么只是堆积别人的调查数据，却并没有进行更深入论证；要么就罗列出了其关注的问题，却并不予以考究而直接给出让人莫名其妙的结论，诸如：“学生不喜欢上音乐课，到底是不喜欢音乐课本身，还是不喜欢授课教师，或者仅仅是认为音乐课不需要考试，学了没有用，浪费时间呢？笔者认为，既然称之为‘音乐课’，就必然要符合课程的相关概念、界定和规范。学生不喜欢音乐课，很大程度上当然是因为教师和教材的因素。”不知道这个“当然”是如何得出的？

可以看到“伪命题”一文几乎通篇借用别人的论文调查数据，“在中国知网检索平台精确检索……”“通过相同的检索方法对1988年至2000年这一范围进行检索”等。不能说网络收集资料不好，但作者在文章中的论据和论点给我的感觉就是——此作者没有一线工作教学实践和教学体验，有纸上谈兵之嫌疑。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作者借用的论据不足以支撑他的论点，甚至与他想论证的论点相逆。

例如，他在文章中列举的郭声健的调查数据，似乎并不支持他的论点——“‘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音乐课’是个伪命题”。文章写道：“调查结果表明：59％的学生会唱的歌主要来自音乐课本外，余下41％的学生会唱的歌主要来自于音乐课本：42％的学生会唱的主要是通俗歌曲，45％的学生会唱的主要是青少年歌曲，另13％的学生会唱的歌多数是民歌和外国歌曲。”试问，59%的学生会唱的歌主要来自音乐课本外，这是在论证学生喜欢音乐课本的音乐吗？或者是在论证学生喜欢音乐课？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论据砸了自己的脚，作者却马上转移注意力，列出《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对北京市进行的一次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小学音乐教育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按照由大到小的重要程度排列，学生排列的顺序是：欣赏、唱歌、识谱知识和视唱听音、器乐、音乐常识、音乐创作。由此推断，中小学生喜欢的音乐，恐怕更多的是指欣赏和歌唱流行音乐（通俗音乐）。”说实话，从文章表述中，我不太能理解作者是怎样从排序中推断出“中小学生喜欢的音乐，恐怕更多的是指欣赏和歌唱流行音乐（通俗音乐）”，这前后两句完全没有逻辑推理关系，我只能勉强揣摩这个推断可能来自于郭教授的调查报告，但请注意文章中郭教授的具体调查数据是“42％的学生会唱的主要是通俗歌曲”，还有“45％的学生会唱的主要是青少年歌曲，另13％的学生会唱的歌多数是民歌和外国歌曲”。作者简单粗暴地忽略掉58%的同学意愿，武断推断出“中小学生喜欢的音乐，恐怕更多的是指欣赏和歌唱流行音乐（通俗音乐）”，明显不合逻辑，也非常不严谨。

“伪命题”文章中还有文字如下：“学校音乐教育当然需要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与热爱，但是教育者有责任开拓学生的视野，引导学生的成长。正如俄罗斯教育心理学家乌申斯基所说：‘教学中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具有趣味性，其中必定而且应当有枯燥乏味的东西。应当教育孩子不仅习惯做他感兴趣的事，也要习惯做他不感兴趣的事’……不能简单地依据学生不喜欢而去调整课程结构、改变课程内容。”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推崇的是“应当教育孩子不仅习惯做他感兴趣的事，也要习惯做他不感兴趣的事”，在此我想问问：凭什么？同学们在学业排名、在升学压力之下，已经在努力培养自己对众多学科知识、对各科繁重作业的兴趣，凭什么还要勉强自己去对不感兴趣的音乐感兴趣？教育者开拓学生视野、引导学生成长与培养学生的兴趣与热爱并不是矛盾体，余先生却把其看成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让我大跌眼镜。这是对蒲丽华《对“学生不喜欢音乐课”的新角度阐释》论文、对俄罗斯教育心理学家乌申斯基话语的生搬硬套和肆意曲解。

在其堆积的漏洞百出的论据中，作者得出一个奇葩结论：“由此可见，‘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伪命题。”并把矛头直指音乐教育者及音乐教材编写专家，指责音乐教育者及音乐教材编写专家的专业素养平庸、专业素养有待提高。作者这个论点来源是根据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团队做过的一次调研，“发现在一向被认为是教育高地的上海，有相当一部分音乐教师对于音乐学科的基础知识概念模糊，似是而非，甚至还有知识性的错误。”从这段话可以发现作者又在开启以偏概全推理模式。不知道文中提到的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这次调研是采取什么方法、什么方式进行的，是对音乐教师个人专业技能进行抽查，是对教师集体合唱、集体合奏或集体舞蹈展示水平的抽查，还是千篇一律的问卷调查、试卷考试调查？文章没有提及。如此“无头无脑”的一句话，就给上海乃至全国所有音乐教育工作者及音乐教育专家盖上了一顶“专业素养平庸”的大帽子。

文中没有明确细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的调研方式，但从文章“音乐教师对于音乐学科的基础知识概念模糊，似是而非，甚至还有知识性的错误”的表述中我研究出来，大概用的就是“问卷或试卷考试调查”。众所周知，音乐是声音的艺术，音乐学院或音乐教育专业选拔人才都需要对考生一个个独立演唱或演奏进行考评选拔。其中音乐教育专业高考考试项目，除占分比重最多的声乐、器乐主项专业外，还有视唱、练耳、基本乐理与音乐常识等基本乐科的考核，其中乐理与音乐常识是占分比例最少的一项。余先生却直接把音乐教师的基本功等同于高考比分最少的音乐理论或音乐教育理论知识。试想，学生会更喜欢一位音乐专业技能高超（如歌唱好听、器乐演奏精彩、舞蹈优美）的音乐老师，还是一位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理论知识渊博的音乐教师？音乐教学中，我们无法强制学生喜欢课堂音乐，但却可以引导他们去喜欢。音乐课堂上老师较高水准的音乐专业技能表演和展示，能拉近学生与教材内容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在课堂上轻松愉快地接受和学习音乐专业知识。

这里不妨现学现卖，试一试余氏武断推理法，推断一下应该在音乐教材主编专家中确实也存在着不愿简单依据学生喜好而去调整课程结构和改变课程内容的音乐教育专家，否则何须一线音乐教师呼吁十多年，以至于音乐教材主编吴斌在音乐教师新课程培训中不得不说出：“音乐课可能是众多学科中唯一可以不按教材教的学科”的话语。

正是这一代又一代第一线音乐教育工作者们不断的呼吁、反思和警醒，才推动了学校音乐课堂素质教育的向前发展。人音版《高中音乐鉴赏》新教材（2020年7月广东第一次印刷），就对教材曲目内容做了大量替换和调整，增加了主题鲜明、优美易懂的作品，如维吾尔民歌《一杯美酒》、苏佩的《轻骑兵序曲》等；删去了理解难度较大的作品，如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第四乐章、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等；补充了影视音乐、艺术歌曲与合唱、舞蹈音乐等，拉近了课本与学生的距离，增加了学习的趣味，降低了学习的难度。

“学生喜欢音乐却不喜欢上音乐课”真是个伪命题吗？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