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高建

2月4日晚的国家体育场“鸟巢”汇集了全世界的目光，北京冬奥会在这里迎来盛大开幕。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奉献了令世界赞叹“无与伦比”的开幕式后，总导演张艺谋领衔的开幕式团队带给全球的崭新惊喜一一揭晓。如果说高科技带来的炫目视觉效果、奥运圣火新奇的点燃方式、简约空灵而不失浪漫的整体基调已通过媒体渠道提前“剧透”给观众，那么古典音乐在开幕式时长占比最高的运动员入场环节成为主导元素并引发社交媒体的热议，则显然是出乎大家意料的。

除去最后出场亮相的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拥有的“专属BGM”——作曲家王莘创作于1951年的《歌唱祖国》外，其余19段音乐作品全部是西方古典音乐史上的名篇杰作。从莫扎特、贝多芬、德沃夏克的交响华章，到威尔第、比才的歌剧律动，从柴科夫斯基为芭蕾舞剧创造的不朽“足尖旋律”，到小约翰·斯特劳斯隽永纯美的维也纳华尔兹，无论从体裁、地域、时间跨度上都堪称广博，也难怪被很多音乐学子戏称为“梦回音乐史听辨考试”。

在法国作曲家瓦尔退费尔写作于1882年的《溜冰圆舞曲》之外，这一组音乐作品在主题上与冰雪、竞技都没有直接关联，说明在主创团队的设计思路上“经典、好听”是第一选择标准，对于一次国际体育盛会的开幕式而言这显然是正确的选择。而从作曲家的知名度以及在音乐史中占据的分量评判，瓦尔退费尔与《轻骑兵序曲》的作者、奥地利作曲家弗朗茨·冯·苏佩显然略逊一筹，但艺术史上从来不乏“孤篇冠全唐”的例证，一部好作品足以使一位艺术家留名。再从作曲家的国度来看，经常以“德奥”来并称的德国、奥地利在19首作品中占据了7席，而意大利与俄罗斯也分别由4首与3首作品入选。正如巴西是足球王国、挪威是冬奥会历史上奖牌数量最多的国家一样，古典音乐的世界也有评判大国与强国的内在标准，就像音乐学家们时常探讨的：为何英国作为整个19世纪中雄踞西方各国之首的“日不落”帝国没能成为同一时段的音乐强国？杰出作品与伟大作曲家的数量，也许比明星演奏家、光鲜的音乐市场与票房更能恒久地体现一个国度的音乐底蕴。

此外，尽管作曲家巴托克早已通过专业详实的考据证明了19世纪中期李斯特、勃拉姆斯等音乐家创作的匈牙利音乐并不正宗，但这仍然并未减少匈牙利代表团出场时巧合响起的德国人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这“奇妙的和谐”带给乐迷的欢喜与感动。

为什么一次国际体育盛会的开幕式要使用大量的古典音乐？古典音乐此番的“出圈”又有哪些缘由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伴随着19世纪至20世纪交响音乐艺术从西欧、中欧拓展至整个欧洲大陆、南北美洲、亚洲的历史进程（我们熟知的“民族乐派”和中国交响乐的百年历程正是这一进程的组成部分），古典音乐客观传播度和整体艺术品质上已成为最具世界性的音乐语汇，这与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北京、中国作为主办城市和主办国度希望传递给全世界的团结、携手、包容品质是内在吻合的，更体现了我们对于全人类优秀文化财富的尊重。

其次，以交响音乐为代表的大量古典音乐器乐作品，不但因其普遍的“无词”属性超越了语言文字的隔阂障碍而被世界各地观众所熟悉和接受，更于逻辑内涵中铭刻了对于光明、胜利、喜悦、欢庆的坚定追求。只需想想在绝大部分多乐章交响音乐作品里，末乐章往往被设定为快板、大调、嘹亮的齐奏，便足以说明创作者与听众的普遍心理诉求是趋向于完满和超越的。而我们今天对于竞技体育的关切、对国际盛会所承载人类大同理想的寄盼，也与之同理。

再者，网友们对这些旋律普遍表达的似曾相识之感，恰恰说明经典音乐作品已经以各种方式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影视作品、广告改编、游戏音乐等大众媒介的化用，使它即使脱离了“本来面貌”也依然光彩照人——推而言之，本次开幕式上这些作品也经过了开幕式音乐总监、作曲家赵麟与艺术家团队的精心改编，古典乐迷们也纷纷表达了“求原声大碟”的点赞认可，说明杰作的生命力不但不惧怕创新与变化，更是呼唤和亟需符合艺术规律、富于时代气息的沿革创造。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文化精英与爱乐者围绕“古典音乐是否过时”展开讨论，这个讨论能够持续进行本身便说明了正反双方都有充分依据。回到开幕式运动员入场环节的19段古典音乐作品，“最年轻”的还要属英国作曲家埃尔加1901年写下的《D大调第一号威风堂堂进行曲》。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当然也可以由此评说属于古典音乐的创作黄金时代已经走远，但笔者愿意怀有最乐观的态度、用大英百科全书序言里对于《荷马史诗》诗意的评价来表达对于古典音乐的热爱和坚信：“它也许属于过去，但它永远不会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