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瓦格纳的时代，人们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这之后还有什么呢？”然而在这之后又出现了新的东西。在斯特拉文斯基之后，人们曾问；“在此之后还会有谁呢？斯特拉文斯基是音乐的尽头。”然而，他并不是。在他之后，利格蒂（Ligti）、贝里欧（Berio）、彭德雷基(penderecki)、卡特尔、齐美尔曼、蒂皮特以及其它人又带来了新的声响、新的深度、新的幻觉。而且，此后还会继续有人。音乐永无止境，因为永远有新的创造，所以不可能停顿下来。它为什么应该停下来呢？ 30年或 40年前，没有任何人事先料想到我们今天拥有的潮水一般涌来的先锋派音乐。有人或许会问：“它们今天还能继续有什么作为呢？”这问题提得好，但正确的艺术上的态度是等待和期望。当然人们会有怀疑，但某种东西将会萌芽、滋生、成长。

 

你还会看见演出方式的变化。我并不认为独奏音乐会已经穷途末路。因为许多年轻人非常希望听见那些至今不朽的钢琴曲。并且，在他们听的时候，他们有着更多的参与。他们比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些听众更激动更兴奋。不过，节目的安排将会改变。我们不会回到一小段门德尔松、一小段肖邦、一小段李斯特的混合演奏。那种安排节目的方式已经穷途末路。你一定看见了塞尔金先生（Mr．Serkin）和我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就是在一次独奏音乐会上只演奏三部大作品，或演奏一位作曲家的专场。

 

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听众的情形这些年来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曾经有一段时间，音乐会演奏会几乎是为一种生活标准而保留的。如果你欣赏这种生活标准，你要做的事就是去听音乐演奏。而当置身音乐厅时，这些听众是安静、含蓄并抱着一种欣赏态度的。今天的情形就不同了。听众来自各行各业。录音机、电视机、收音机已使人们对古典音乐比较熟悉，而他们也不吝于显示他们对艺术的欣赏。他们要容易兴奋得多、他们的感受力和开放性棒极了。他们欣赏、鼓掌、欢呼。对许多人来说，演奏会已变得差不多是一种宗教体验，而这种体验又导致更大的参与感。

 

我不能确信他们听到的就是最好的作品。今天，仅有极少数钢琴艺术家能够为你演奏出音乐的深邃。但过去的情形也同样如此。过去的钢琴大师中谁是令人至今难忘的呢？我认为是布索尼（Busoni）、施纳贝尔（Schnabel）、费肖尔（Fischer）、柯托（Chrtot）--他们既是思想家又是伟大的阐释者，同时又是伟大的钢琴家。

 

今天，商业精神已极大地渗透到音乐领域，从而给年轻艺术家提供了足够的发展机会。音乐已变成一项巨大的实业。年轻人一旦赢得大奖便立刻被期望按照人们的期望去生活。人们相信他们已经是完美的、炉火纯青的大艺术家，但显然他们还达不到那样的水准。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走向成熟。然而他们却身不由己地在一次巡回演出中一连50场甚至60场地演奏一两只曲子。这是极为有害的情形。我认为在今天有如此众多有天赋的年轻人的情况下，不在竟争中取胜是很难有事业上的成就的。但这种竞争却应该还有其它的方式。我知道丹尼尔·巴伦波英（Daniel Barenboim）就从未赢得过大奖，但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同寻常的音乐家。在我看来，他是年轻艺术家中最伟大的一位。在钢琴家和作曲家这两个领域内，他都的确是出类拔萃的--因为他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家。既然我现在正在谈论青年音乐家，我就还要提到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人--玛莎.阿格里希（MarthaArgerich）。她的风格尚未定型，但她的演奏却显示出激动人心的直觉。

 

演奏会对我仍然十分重要，它从来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一场演奏会对我是一次重大事件，而只要我这样看它，它就绝不会仅仅是一项工作。对钢琴家来说，演奏会不能不意味着某种内在的东西。它并不仅仅是出场、演奏、得到喝采、谢幕和离去。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从不确切地知道我将怎样演奏。我想只有天上的星辰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在每一场音乐会之前，我总是十分担心和紧张，所以问题并不在这里。通过全神贯注我能克服我的焦灼。在一场音乐会前我也会稍事休息--通常在下午午睡两三个小时。我尽量不让自己被任何事情分神，总是专心致志地等待着那可能发生的奇妙事情。

 

一般来说，我已把我每天练钢琴的时间减少到最多三小时，但我却花大量时间阅读乐谱。这使我能很快地记住总谱--既从音乐的角度又从技巧的角度。当然，我从未在我记住总谱后便立即弹奏它，而是先让它在潜意识中得到很好的消化。我相信潜意识在演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我正在演奏的中途，某些细微的差异，某些乐句的转折悄然进入我的演奏中从而使整个演出超越了我最初所抱的希望。我事先曾苦苦搜求但却始终找不到它，现在它出现了。有些心理学家说这是紧张工作的结果，是一种于偶然和意想不到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的才能。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思想一直潜伏在潜意识中，一触即发。我自己知道的只是：它们存在着，并且在本源上几乎是形而上的。它们事先为最奇妙同时也是最可怕的体验作好了准备。

 

更为有趣的是当我大约十八九岁的时候，我曾向一位精神病学家寻求帮助，因为那时有某种情绪上的障碍使我不能表现音乐上的自我。我知道我必须消除这一障碍，才能最终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我担心由于这些问题我正在变得神经质。音乐事业对我意味着一切，于是我就所有这些与一位精神病专家进行了讨论。他帮助我消除了我的心理障碍，我进入到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此后再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有许多时候，我仍然继续向这位了不起的人请教那种把人提升到高处的体验。我建议任何钢琴演奏者都不妨去与一位精神病学家谈谈自己的问题，如果有必要进行分析，就不妨接受。为了由此而获得的内心的宁静，这样做是值得的。

 

诚然，批评家有时也能指出一位大师风格中的问题，但我认为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你应该小心谨慎地读报纸上对你的称誉和评论，因为否定的评论能够导致抑郁沮丧，而这种心情有时很难战胜和摆脱。如果批评家对一位艺术家说了某些否定性的话，最好的办法是不要认真看待它。偶尔，你也可以从别人的评论中发现一些有帮助的思想，哪怕这思想表述得并不准确。我认为对健康有利的做法，是从他人的反应中获得让好奇心满足后内心产生的宁静。有些艺术家说他们完全无视批评家怎么说，因为批评家的话只会使他们过多地关注自己的艺术从而导致持续不断的紧张和神经过敏。我认为与此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如果不知道别人对自己说了什么，艺术家会变得更加神经紧张。不管怎样，我不会让这些评论弄得我张惶失措，因为它们往往是自相矛盾，前后脱节的。我记得那是1941年，克劳迪垭·卡西迪（ClaudiaCassidy）在她对我的评论中写了那么多充满狂热崇拜的东西，但是突然，她又激愤地把我撕成一条条碎片。可见批评家也可以是很不稳定的。

 

我不明白女钢琴大师为什么如此之少。女人中无疑也有许多有着惊人天赋和才能的人。然而对阿莉茜垭·德·拉罗恰（Alicia de larrocha）、珍妮-玛丽.达勒（Jeanne－MarieDarre）、玛莎·阿格里希、莉莉·克劳斯（Lili Kraus）、玛格达·塔格利亚费罗（Meqda Tagliaferro）、罗莎琳·图雷克（Rosalyn Tureck）以及俄国流亡者奥克莎娜·雅布隆斯卡垭（oxana yablonsknya）和贝拉·达维多维奇（BellaDavidovich）来说。这一领域却似乎显得过于狭窄。许多女姓一开始有着巨大的驱力，但是突然间她们便落伍了。也许，她们结婚了。但这不应成为中断其事业的理由。特雷莎·卡雷诺（Teresa Carreno）结过四次婚，但她没有中断自己的艺术追求；克拉娜.舒曼（Cara Schumann）婚后也仍然继续着自己的事业。也许．不断的巡回演出使她们的婚姻生活变得异常紧张和不安定。我妻子是一位歌唱家，一位很不错的次女高音，然而自我们结婚后，她便不再追求她的事业。她从未以任何方式暗示过她为此感到遗憾，我也由衷地希望她没有。然而只要可能，她却总是陪着我旅行，特别在孩子们都已结婚后更是如此。孩子们都已独立，但却没有一个是职业音乐家。我女儿过去常弹钢琴，并且弹奏得很好，但她却不愿坚持训练，全力以赴。显然，她并非天生的钢琴家。没有人能够成为别人，所以我并不勉强他们。他们的兴趣不在这上面，所以我甚至根本没有打算教他们。只要有一点火星，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熊熊火焰。真正的音乐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是愿意付出一切的。

 

近年来我稍稍放松了自己，但即使在青春岁月我也并非总是忙于巡回演出。我一向热爱园艺，我现在正计划以新的景致来美化我们在维尔蒙特的家园。我并不擅长种花，但我对树有着特殊的兴趣，尤其是那些在那种气候下能够长得十分繁茂的树。我要栽种山毛榉、樱桃树、白桦树以及许许多多的果树和松树。所有这些现在已不仅仅是夏天我不外出演奏时要做的事情，只要我能有两天或三天时间，我便去维尔蒙特种树。可见，音乐家的事业并不会导致其外部兴趣的缺乏。除此之外，我对外国食品如中国菜和墨西哥菜也非常喜欢，可见外部兴趣也有助于使口腹得到其应得的享受。

 

    你常听一些音乐家说他们宁愿生活在肖邦、巴赫的时代。这不是我的看法。假若我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时代，我会选择现在。对所有那些多年来人们一直深信不疑的价值观念作追问，怀疑和排斥，在我看来乃是我们时代的奇异景观。我们正被迫重新审视过去的一切传统--不仅在音乐上是如此，在生活方式上也如此。这是一种引人入胜的体验。这样的体验以后可能不会再有。而我很高兴能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不相信来世，生命就是它此时此地的存在。因此人必须意识到他自已生命的流逝，特别后半生更是如此--它实际上只是死亡的准备。正因为如此，我才强调要在忠实于作曲家文本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结构、自己的幻觉--因为那就是我留给后人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