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人娄历史上第一台留声机，并录下了“玛丽有一只小羊”这名堪称录音史上最经典的话。随后这台奇异的机器又为我们录下勃拉姆斯、托尔斯泰等人的珍贵录音。也许对发明有着魔一般兴趣的爱迪生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台小小的留声机竟然会改变音乐世纪的格局。事隔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爱迪生的这项发明给当今的音乐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并改变了人们听音乐的方式。

留声机的发明促使了一个新生的行业——音乐产业的诞生，而第一个受益于留声机的音乐家当属意大利男高音卡鲁索。卡鲁索不但依靠录音赚取了大量的金钱，也把他美妙的声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录音工业的产生使得作曲家被迫退出了本来属于他们的显要的舞台，而使得演奏家成为新世纪的明星。人们常说20世纪是演奏家的世纪。由于唱片可以变成金钱，这使得唱片公司不惜一切代价包装自己旗下的演奏家，并在世界范围内无孔不入地进行宣传，在商业利润的诱惑下难免使得广告宣传中走样甚至夸大其词。商业的目的其实非常明显，金钱是第一位的，而艺术则在其次，甚至根本就下加考虑。

在早期的录音中，我们还可以发现那些真正大师精湛的演奏，但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艺术家也是可以制造出来的，在录音中哪怕演奏家出现错音等都可以通过技术加以修补。当你陶醉于一首完美无缺的音乐中时，也许正是通过录音棚精心修正过的产品。据美国大提琴演奏家哈默维茨在现场演奏中，经常出现错音等现象，但他的录音制品却是那么完美，使人根本想象不到他在舞台上的“熊样”，而推崇他的正是指挥大师恩斯坦。在制造明星如些容易的今天，受到伯恩斯坦的庇护人人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明星制度是20世纪音乐舞台上独特的产物，它不但影响了古典音乐的受众面，也在无意极大地摧残了作曲家的创作能力。由于唱片公司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所以大力普及古典音乐已经不是出于对古典音乐的热爱，而是一种营销策略。因此，同样一首音乐作品被灌录无数次。像维瓦尔第的那首《四季》，经过初步统计已经被录过数以百次，一会儿是四名家一人演奏一个乐章，一会儿又用四把意大利克雷蒙那名琴来演奏，反正动足脑筋变着法儿地让人们掏钱，而其艺术上的考虑则大可怀疑。由于是商业利润的驱使，唱片公司为了听众的趣味，所以尽其可能地录制一些讨听众喜欢的音乐作品。古典名曲被反复录制，而相对于现代作曲家来说，由于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缺乏听众源，录制它们就要冒一定的风险，所以唱片公司一般都很少安排现代音乐的录制，这在无形中大大打击了作曲家创作热情，也使得在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音乐创作大大地萎缩；尤其是现在，我们几乎听不到有什么新的音乐作品的诞生。

明星制度的负面影响是，一方面它使得那些明星艺术家的出场高得令人咋舌，一方面又迫使年轻一代的演奏家由于金钱的诱惑而变得急功近利。像三大男高音的商业演出费都达到了上百万的破无荒的记录，而他们的歌剧演出只有区区的几万。难怪帕瓦洛蒂曾经说过：“第一次三人同台我们带来的是友谊，而第二次我们则带上了自己的经纪人。”

这种现象使得唱片公司自己陷入到一种怪圈之中。明星制度本来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而现在面对明星们的高额索取，只能怪他们自己当初养了一群“白眼狼”。丰厚的回报使得他们即使恨得咬牙切齿也要和明星们签合同，但随着古典音乐市场越来越萎缩，现在也许连丰厚的回报也谈不上。唱片公司的这种窘境使得他们对那些正常的录音也开始不予理睬。像前不久阿巴多向DG公司提出要录制瓦格纳的《尼伯友根的指环》，被公司一口回绝，理由是：整个录音经费要五十万美元，而这笔钱即使等阿巴多去世也难收回。

古典音乐的普及来自于明星，而毁灭它们的也是明星，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被唱片公司培养起来的现代听众来说，没有明星的古典音乐是无法接受的，他们是被加重公司制造出来的一代乐迷，而所谓的什么“古典之友协会”、“交响乐爱好者协会”等等，说穿了只是唱片公司开展业务的一个统计数据的口味的测试表。

诺曼·莱布雷希特是英国著名的专栏作家的音乐评论家，对音乐史尤其是现代演奏家、唱片工业等了如指掌。在这本《谁杀了古典音乐》的书中，作者通过大量详实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音乐世界的黑暗的一面。由于我们所看到的大多对古典音乐正面的宣传，很多人并不知道其中鲜为人知的阴暗、狡诈和欺骗。像卡拉扬统治了萨尔茨堡音乐节差不多半世纪，并在此兴风作浪，排队异已，非卡氏中人一律被排队门外。而在卡拉扬统治萨尔茨堡音乐节期间，他完全把它当成一个名利场和商业活动中心，他带来的如雪片一样的合同和同行的诅咒。

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对至今都热衷于唱片，热衷于版本比较的爱乐者来说不啻是一帖清凉剂。唱片不过是一种替代品，它永远无法取代音乐会，音乐的完美不是像唱片那样没有缺憾的精致，而过于的精致是没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