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在波利尼内心深处，他着实不愿被囚禁在肖邦的囹圄中，毕竟那只是他成功的开始，而并非他生涯的终点。

 

上海音乐厅也许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这样的景象。4月19日晚大雨瓢泼，然而大厅门口依然是排着长龙等候入场的人们，神色焦急且兴奋。音乐厅内座无虚席，与喧嚣的人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偌大舞台中央那台在静默中等待主人的黑色斯坦威钢琴。

此后的一瞬间，全场肃穆。

他微笑着走出后台，伴随着雷鸣般的掌声。鞠躬，转身，坐定……自此，舞台与座席便再没有了距离。聚光灯下，老者微驼的背脊似乎已将他在钢琴前的形象永恒定格。

他弹奏时粗重的喘息声和琴键上灵活穿梭的手指，每一个撞击心灵的音符都带来无与伦比的震撼。

毛利齐奥·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巨匠，终于登上了上海的舞台。台上的他再次向世人说明，自己早已彻底不仅仅是那个“最佳肖邦演绎者”。

每一步都脚踏实地

等来波利尼，对于所有爱乐人来说，也许真的是一件太奢侈的事情。

18岁那年（1960年），波利尼以史上“最年轻的第一名”登顶第六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比赛亲历者──著名钢琴家李名强先生在谈到当年情况时说：“波利尼是第一个得到这个奖项的西方钢琴家，而在此之前所有的第一名都是俄罗斯人或者波兰人。他对于肖邦的诠释不同于俄罗斯学派，遵循了意大利学派倾向于理智的特点。那一届比赛由钢琴大师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担任了比赛的荣誉主席，主席是杰维茨基（Zbigniew Drzewiecki），他是当时华沙音乐学院最为权威的钢琴教授，同时也是钢琴家傅聪的老师。”

然而，正是这个被鲁宾斯坦评价为“弹奏技术超过所有在座评委”的佼佼者，在声名鹊起后并没有利用得奖开演奏会来博得更多名利，而是突然从大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他开始潜心学习手指触键等技法，并赴米兰大学深造物理学……对此，波利尼显得十分谦虚：“在参加完肖邦钢琴比赛后，有很多的音乐会邀请。但我觉得好像弹得太多了，想悠着点，缓一缓。于是我开始跟随米开朗杰里（Michelangeli）继续学习，大约一年到一年半左右，并不是像有些媒体说的八年那么久。”

在赛后的那段日子里，波利尼希望能够更多地拓展自己的曲目量，开始关注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也包括一些现代音乐作品。直到现在，波利尼依然控制音乐会数量，他并不想把太多时间交给音乐会，而是希望自己能更好地理解音乐。“有一些音乐家的商业演出会较多，而我则会做一些系列来介绍现代作品。对于这一点，每个人情况都不同，性格想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没有必要强求音乐家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对于我来说，一年40场也就差不多了，但对其他人来说，这样或许就不够了，所以完全要看自己。我觉得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生活中的平衡。作为钢琴家，如果能够一直享受其中，并找到音乐的乐趣，那么不管一年弹几场，其实都是无所谓的。”

把作曲家意图传递给观众

1968年，重返舞台的波利尼在伦敦伊丽莎白音乐厅演奏肖邦《24首前奏曲》轰动英国。《经济时报》评论家说：“这是我平生听到的最伟大的演出。波利尼在隐退8年的刻苦训练中，技巧已炉火纯青。他的音乐不再是一面体现个性的镜子，而是一把能击中人心的利剑。”

“哪怕模仿别人的节奏和风格，只要自己有足够的个性，依然会显现出来。但刻意的特立独行并不该被提倡，而是应该尊重作品本身。我的体会是要尊重作曲家的意图，不要故意地偏离。比如我弹奏现代音乐，我觉得就应该用和古典不同的方法去描述，这是音乐所要求的，因此我愿意去这样做。”波利尼认为，对谱忠诚，是很久以来秉承的传统。“托斯卡尼尼也坚持这一点。对作曲家的想法应该十分忠贞，这不仅仅是针对乐谱本身。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在脑子里，在纸面上也许只能呈现出一部分，而并非全部，所以作为弹奏者应该有这个精神去追寻乐谱背后的东西，能够完全了解作曲家本身的意图，这样的话才能够对听众有一种更好的传达。对于作曲家也是一种尊重。”

作为当代最负盛名的钢琴家之一，波利尼建议一个好的艺术家不仅将关注停留在弹奏本身，更要懂得如何去向观众传达音乐的意义。

“往往观众的反应对于我来说既重要又不重要，因为音乐会其实是一种沟通形式，把音乐通过演奏者传递给观众。好的音乐会，传递就会比较成功，音乐的含义能够被显现出来。其实现下，有些艺术家很成功，但弹得不怎么样，另一些人弹得很好却并不出名……我觉得作为好的艺术家，和观众沟通是最重要的，这并不是说去关注观众的反应，而是能够将音乐成功传递出去。”波利尼坦诚地说，“比如我在演奏贝多芬的作品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弹得挺好，甚至能和作曲者达成一种亲密感，但在音乐会上，公众却未必能够接受和领会我所要传达的意思。”

除了现场音乐会，唱片等现代传播方式对音乐的传递也越来越重要。对此，波利尼也表现得十分认同：“相比演奏会，在录音棚里弹奏钢琴，拉近了自己和音乐的距离，更具亲密感。因为我知道听唱片的基本是喜欢这种音乐以及喜欢我演奏的人。唱片的另一种功能就是帮助你理解音乐，有些音乐，初听可能比较难以理解，但听了几遍之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感受。这和练琴一样，有时候练习得多了，对曲子的理解也就加深了。”波利尼表示，唱片行业在推广现代音乐方面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它们应该对于艰涩难懂的音乐应该多做一些传播，这样才能令大众能够更多地接受。

推动多元音乐文化

同许多传统钢琴家不同的是，波利尼演出的作品非常多元，各种时期的钢琴音乐都曾出现在他的演奏会或是专辑中。

“我其实只做了一点点，仅仅因为别人没有在做，所以我所做的显得很了不起。”

他认为演奏20世纪的作品，是音乐家的一种责任，也十分有必要去这样做。因为20世纪音乐语言十分丰富，不应该轻易忽视它们。音乐并非发展到马勒、普契尼就停止了。波利尼主张将这样的音乐语言传递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其实20世纪还存在很多很好的作品。

“事实上，我觉得音乐家在一生中应该演奏不同的曲目，各种作曲家的作品都要尽可能去尝试。这是对于音乐家最大的挑战，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尝试把自己的风格调试到不同作曲家的风格上去。我想，我本人还是比较擅长这种迅速的改变的，比较能够适应这一点。”

对于不同的音乐风格，波利尼曾经做过许多音乐会的试点，“我一直在朝这方面努力，希望通过一系列音乐会给公众注入一种观念，让他们了解，音乐历史其实是非常悠久的，而且也是包罗万象的。”

这次上海音乐会也是如此，整场演出无论从曲目选择还是演绎风格，波利尼几乎完全抹去了肖邦的影子。从浪漫时期音乐到现代音乐作品的演变及不同风格被全然呈现。舒曼的《无乐团的协奏曲》和《C大调幻想曲》向人们展示了浪漫主义最为完美的画卷，拉开了整场音乐会的帷幕。高超的技巧和细腻的表现以及理智而不失个性的诠释令在场的所有听众为之折服。最后一曲德彪西的《6首练习曲》被波利尼演绎得近乎完美。其间还穿插演奏了勋伯格《6首钢琴小品》和韦伯恩《钢琴变奏曲》，这两个简短晦涩的现代作品剥离了节奏和旋律而只剩下音色，无疑大大考验了上海观众的音乐素养和耐心。

“音乐艺术不同于视觉艺术，你可能用仅一秒钟看一幅画，但你却必须要花时间听完这首曲子，这是音乐欣赏的局限性。但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宣传的帮助。如果指挥、唱片公司或是艺术家能够多加推动现代音乐的传播，我相信许多人还是很乐意接受的。”

大师眼中的大师们

今年67岁的波利尼对作曲家作品涉猎范围非常之广。对于不同时期的作曲家，他有着深刻的理解，也有着不一样评价。

贝多芬是古典时期最为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其作品风格尤其是晚期的艰深往往十分难以捕捉和诠释。“其实贝多芬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一直在学习和聆听他的音乐，同时也在演奏。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知名、非常伟大的作曲家，一个音乐巨人。”波利尼曾为弹奏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而开过几场音乐会。“当时我按照时间顺序弹奏，从第一首开始我就觉得他的音乐含有非常高的质量。虽然贝多芬在当时受到海顿和莫扎特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在他的第一首钢琴奏鸣曲中，已经具有很多原创性和个人特色了。”“贝多芬一生都在走上坡路，音乐质量和音乐的呈现方面一直是在改善自我，一部比一步创作得好。当我在弹32首奏鸣曲整个系列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步步走向理想中的完美状态。不过，在贝多芬晚期的作品中有许多很抽象的东西，我至今还不能完全理解。这本身也是一种挑战，可以让我不断深入地了解这些晚期作品，一次比一次弹得更好。”

估计很多人不知道诺诺（Luigi Nono）。这个20世纪现代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因其“政治音乐”的创作而饱受争议。作为其作品的演绎者，波利尼对于这一点有自己的看法：“音乐和政治应该是分开的，作曲家应该有自由的表达，无论对于爱，对于政治还是对于自由。但这一定要出于他自己的动力，而不应该有任何外力的强迫。诺诺在中期创作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灵感来自政治方面，他是一个带有很强政治性的作曲家。虽然一些人对于这样的作曲方式给予很强烈的抨击，但他却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而非纯粹为了政治宣传而作曲。”对于这种方式的政治音乐创作，波利尼表示理解。

“我第一次遇到他是1966年，在威尼斯的凤凰剧院，他的一部新作品上演。听完演出后，我就去找他，希望他能为钢琴写一点作品，而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诺诺的音乐十分具有独创性，你一秒钟就能认出。我希望像这样伟大的作曲家能通过我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更为世人所知，他的作品在音乐界应该能够流传得更广一点。”波利尼说。

对于中国乃至世界乐迷来说，也许波利尼最具代表性的钢琴曲目依然属于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肖邦。肖邦是十分独特的作曲家，他不易被理解，深刻且独具特色。对于自己创作的音乐，他总不能十分满意，从而对自己很苛刻，一直在探索自己的音乐究竟能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乔治·桑（George Sand）曾经这样形容肖邦创作的情形:不停地写不停地改，每个音都要力求完美，永远不满足。

“肖邦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作曲家，比较复杂也比较难以理解。他一方面比较神秘，另一方面也受到大众的喜爱，这也就是他的吸引力所在。”波利尼对这个他最熟悉的作曲家的评价丝毫不吝：“我认为肖邦的音乐更加偏向古典，他并不太喜爱舒伯特和贝多芬。不过我们也可以从他的音乐创作中看到很多很新的东西，富有热情，感觉也十分细腻。他的作曲十分天才，没有赘述。”虽然此次上海音乐会波利尼没有安排肖邦曲目，但在最后返场演出中，还是如愿奏响了观众期待的肖邦的“革命”。

或者在波利尼内心深处，他着实不愿被囚禁在肖邦的囹圄中，毕竟那只是他成功的开始，而并非他生涯的终点。人们切切等待其弹奏肖邦的原因，只为了一睹那个神话在眼前的重现。当这份期待得以实现之后，我们还是会看见那些被蒙蔽的璀璨，真正领略这个钢琴巨匠更为伟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