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提琴家朱丹、芬兰钢琴家帕瓦里·詹帕南近年来多次在中芬两国举行音乐会，其间，他们多次献演芬兰作曲家、中国作曲家的经典作品，为促进中芬友谊和音乐艺术交流作出了不少贡献。

今年12月上旬，两位音乐家以“梦幻弓弦”为题在中国巡演。12月11日，两人来到上海，在弓弦和琴键之间对话交流，传递友情。

当天下午在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一个温馨的沙龙式音乐场所里，两人先后献演了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浪漫曲》、中国作曲家马思聪的《思乡曲》。

作为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西贝柳斯写过大量气势磅礴的交响作品，也写过不少短小精湛的室内乐作品，唯美的《浪漫曲》是其中之一，却鲜少有机会被人广泛听到。马思聪《思乡曲》曾经拨动过不少为抗日救亡而奋战的中华儿女的心弦，引发过一代又一代爱国爱乡炎黄子孙的共鸣。两首曲子均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风格迥异，却给现场观众带来同样的感动。

当天晚上，在芬兰驻沪总领事馆，两位音乐家画风一转，聚焦的是作曲家们在青少年时代的艺术理想和追求。

其中，贝多芬《降E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作品12号 第3首》写于27岁，已经展现了贝多芬作为天才作曲家的禀赋，他在技巧和难度上对两件乐器提出了同等要求，同时让它们展开了紧密的合作与对话。

埃内斯库《童年印象组曲》写于59岁，却是身在巴黎的他对家乡罗马尼亚的童年记忆。他从童年记忆里提取出了一些鲜活片段，比如街头小提琴手的即兴表演、年老乞丐的哀叹、在花园幽暗处潺潺流动着的小溪、笼中鸟儿尖厉的鸣叫……具有浓烈的罗马尼亚民族音乐风格。

《F-A-E 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由舒曼、勃拉姆斯、迪特里希共同创作。勃拉姆斯和迪特里希都是舒曼的学生，当时他们都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因为好友约阿希姆要来开演奏会，舒曼便提议玩一个音乐聚会游戏，写一首集体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作为献礼。当年的勃拉姆斯只有20岁，他和舒曼亦师亦友的关系是音乐史上的佳话，这首曲子便是二人情谊的美妙见证，洋溢着蓬勃的生气。

不管演什么曲子，朱丹和帕瓦里的合作都默契十足，台风稳健。

两人相识于2009年。那一年，朱丹受邀参加芬兰一个知名音乐节，音乐总监把他和帕瓦里安排在一起，演了不少钢琴和小提琴的二重奏，二人从此拉开友谊的序幕，并在2012年第一次携手来中国演出。

“帕瓦里不光演芬兰作曲家的作品，他对德奥音乐也有权威的诠释，近年来，他致力于演奏完整的贝多芬和莫扎特钢琴奏鸣曲，还经常演全套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和室内奏鸣曲。”朱丹如此形容搭档，“他的音乐修养和钢琴技巧无懈可击，他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作品的理解既深入又透彻。我们一起合作室内乐时天衣无缝，我们随时都在倾听对方，还能碰撞出很多即兴的火花。”

芬兰的音乐教育举世闻名，现场，帕瓦里也向观众揭开了芬兰音乐教育的一角。

“芬兰的音乐教育会开放给所有人，每个孩子都有享受音乐教育的机会，同时，老师和家长都会尊重他们的学习意愿，尊重他们的自由和选择。”

帕瓦里说，芬兰音乐教师的水平整体很高，学校在培养孩子的音乐能力时，并不是让他们朝着职业音乐家的方向发展，而是让他们对音乐有深入的认识，让音乐成为他们一生的陪伴，“大部分受过音乐教育的孩子最后并没有成为职业音乐家，但音乐、艺术和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对他们的人生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长期去芬兰交流演出，朱丹观察，芬兰的音乐教育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功利性的教育。他们学音乐的初衷很单纯，不是靠学音乐取得什么，而是提供一个和最美的艺术深入沟通的机会。这个机会是很开放、很平等的。”

长期来中国交流演出，帕瓦里最大的感受是中国人对音乐教育有强烈的需求，不管在什么地方开音乐会，他都能在现场看到很多青少年。同时，他也常常看到中国家长带着孩子进音乐厅，中国家长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在他看来是值得芬兰学习的地方。

家长的亲力亲为，其实也让朱丹受益良多。“我父母并不是职业音乐者，幸运的是，他们在我学小提琴时很紧密地参与了这个过程，陪我一起上专业课，陪我选作品，带我听音乐会，自己也在底下学我演奏的作品。整个家庭的学习会给孩子带来更多乐趣，因为他并不是孤单一个人在学。”朱丹认为，音乐教育是整个家庭的教育，不光孩子要学，家长也有责任参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