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在这个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庄严节日里，我们30位世界华人女指挥向110年来的世界劳动妇女运动致敬！也为世界交响乐指挥中的弱势群体（女指挥）中的弱势群体（华人女指挥）做一次展示，以争取国人对这个奋进中的特殊群体有所理解和关注。

用无声的肢体方式指挥一个音乐群体来演释大型音乐作品，是20世纪才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因此，华人指挥，尤其是华人女指挥，在这个男性传统领域的表现被西方媒体忽略，也是自然的事情。因此，我想在这里以我个人的体验，为我华人小妹们的收获发一点声。

我今年91岁了。虽然早在1978年，我就在中央歌剧院担任首席指挥，应当是世界女性登上如此高席的第一位了，比2005年才应聘德国汉堡歌剧院总监的澳大利亚女指挥西蒙娜·杨还要早27年，但我从来没有从女性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我成长的年代，我没有遭遇过性别歧视。

1960年，31岁的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公派到苏联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1962年我有幸成为在外国歌剧院指挥意大利歌剧《托斯卡》公演的第一个中国人。1964年我在中央乐团指挥了我的留学汇报音乐会，翌年，领导将我作为“最佳歌剧指挥”让我在中央歌剧院指挥了“翻身戏”《阿依古丽》。领导的信任，演员、演奏员们的支持，观众的喜爱，在上世纪60年代那么顺理成章，直到我有机会到外面世界目睹了一些优秀女同行们的困境，才知道，我，竟是个幸运的例外！

近日，国内院线播放了美国电影《指挥家》。从女主角的原型—一位出生在荷兰的女指挥家安东尼娅·布里珂（Antonia Brico，1902—1989)的故事里，我们才了解到，前辈们为了争取女性登上乐队指挥台的权利，曾经坚强勇敢地挺过了嘲笑、抵制，甚至“潜规则”等难以想象的种种不公正遭遇！我忘不了，1987年4月我在美国丹佛拜访前辈布里珂，当她知道我是中国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 也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教授和系主任时，她郑重地对我说：“你很幸运！在美国，人们对女指挥是有很深的偏见的！”两年后，我接到了一位美国朋友寄自费城的来信，附来了一份报纸，登载着布里柯辞世的消息，文章的标题是“一位没有被认识的天才”。文内讲到：“如果她是一位男性，应当属于世界一流。”可是，布里珂在美国竟然从没能得到一个自己能“执牛耳”的乐团。我这才更加理解了她的委屈和不平。

上世纪80年代初，连一位女性单簧管演奏家都难以在卡拉扬的柏林爱乐乐团立足，女性登上指挥台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1994年，我应邀在哈佛大学讲学，有媒体好奇地问我：“是怎么战胜那些男性站到了指挥台上去的？”这也让我深深感到，西方世界在女性担任歌剧-交响乐指挥方面，到20世纪末都还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我作为一个中国女性在指挥台上取得的成就，在他们眼里竟然是一朵奇葩！

1998年，已近70岁的我，还被信任，受邀担任中国第一个“公助民办”性质职业乐团的创团艺术总监。我从头招募训练青年乐手，15年里演出了一千余场音乐会，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质，并策划和推动了一部表现我国客家人精神史诗的大型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在12个国家上演了70多场，将这个年轻的乐团带到了公认的国家水平。

有了以上的对比，我才明白，我的幸运正是来自我国亿万姐妹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砥砺前行的奋斗，推动了男女平权才使得中国女音乐家也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携手全球妇女投入共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进程。我从心里感恩我的祖国和人民！

回想1995年，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北京宣言》精神，对全球妇女发展事业催生了积极的变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许，那一次我率领中国的百人女子交响乐团在世界妇女大会上的亮相，对年轻一代的女性也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吧。如今，我们高兴地看到，21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指挥登上了原来被男性一统天下的歌剧-交响乐指挥台，从媒体上已可见到一些各国优秀女指挥的名字，这是令人欣喜的、非常不易获得的进步。

我更高兴看到，我身边的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小妹们在各自的指挥岗位上也已经获得可喜的成功。然而，她们的表现，还少有在以西方人主宰的媒体中出现。比如：吴灵芬已经是世界合唱指挥和教育界的权威了。杨秀娟是第一位尝试并掌握了现代京剧中西混合乐队指挥方法的女指挥。25岁就在贝桑松国际指挥比赛中成为第一个女性夺冠者的叶咏诗，于2002年就担任了香港小交响乐团的创团音乐总监，比前面提到的西蒙娜·杨还要早3年。现在已被世界公认为最有影响的华人女指挥张弦于2009年出色地担任意大利威尔第乐团总监时才35岁，她应当是承担乐团重任中最年轻的一位女性了。陈冰两次在纽约林肯中心执棒上演中国当代音乐作品；张洁敏在10来个欧洲的剧院和乐团执棒了多部歌剧和音乐会；王燕已指挥了15部中国歌剧的首演；34岁的朱曼已有40来部歌剧的指挥经验，并曾带领中央歌剧院的全班阵容在著名的布达佩斯歌剧院成功上演了《图兰多》；台湾出生的张培豫两次率大陆的乐团巡演欧洲。而陈美安、関琦安、陈以琳，等已在美欧间驰骋，执棒过上百个乐团和多部歌剧...... 可是她们的事迹并没有得到世人足够的关注。

人们常常问我，女指挥与男指挥有什么不同？我的回答是：在承担的责任和必须具备的专业能力上没有任何不同。张弦也曾回答记者：从来没觉得女性从事指挥有什么特别，她在中国的两位老师郑小瑛、吴灵芬也都是女性。的确，没有一个职业团队会接受只有美好颜值，或只会手舞足蹈、夸夸其谈的无能指挥。

执棒交响乐团的女指挥，不同于其他可以“独善其身”的女音乐家，因为她面对的是一个由男女专业者组成的大型音乐表演团体。在目前“性别平等”还没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的时代，要站立在这个传统属于男性的岗位上，除了要有超群的音乐才华、超群的学识品德，还必须有超群的坚定意志、胆识自信和牺牲精神。女指挥们每一步收获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刻苦奋斗、辛勤付出，甚至要默默地战胜华人传统文化带给女性的思想桎梏，坚强地克服专属于女性生理上的困难和承受家庭义务的特殊负担。因此，女指挥们并不喜欢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因为，她选定的职业就已经决定了她不能期待人们的包容优待，而是需要极端地自我克制，还要经常经历需要迅速控制情绪能力的严酷考验。

比如：有的女指挥家人生病，或者孩子不舍妈妈，她也得狠心转身就走；有一位女指挥怀着7个月的身孕从美国飞到意大利，忍受着腹中孩子的胎动，依然用绝对专业完美的指挥实力，完成了经纪人在她怀孕前就替她安排好的演出，而获得了满堂喝彩的演出效果；也有人上午突然流产，下午还坚持去指挥了大家期盼已久的演出；还有一位由于无人可替代已怀孕的她来指挥，竟坚持繁重的排练，最后被直接从指挥台送进产房……杰出的女指挥们为了热爱的事业，心甘情愿地、特别坚强地承受着女性特有的重负，并不愿被人知晓、同情，不去寻求别人的体谅，才能挺立在自己心爱的岗位上。我也钦佩活跃在国际上的小妹们，她们在欧美主流经典音乐圈里奋斗，难以避免地还要承受着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力。她们的成就会消除人们对中国女性的偏见，她们为华裔女性赢得了荣誉！

因此，我要在这个向国际劳动妇女运动致敬的节日里，也为曾经遭遇职业排斥、而今已获得歌剧-交响乐指挥职业资质的世界华人女指挥家发声，将她们的简介和指挥视频片段发出来，让人们了解这些活跃在这个不寻常音乐岗位上的诸多优秀华人女性，使她们也能公正地得到国人的关注。这就是我组织这次活动的初衷。

还要在这里声明的是：我已是退休老人，这次活动纯属我的个人灵动，筹备时间又仓促，平时毫无联系的女指挥们，虽然已经尽力寻找，但肯定还会挂一漏万。女指挥们的个人简介都是其本人提供的，由于篇幅有限，经我删节过后也来不及再请诸位过目了。若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家多多原谅！

 

郑小瑛

2021.3.8